前言：

隋朝存在的时间虽短，却给唐朝留下了宝贵遗产，唐王朝消化、吸收、创新了这一切并发扬光大。于是，唐朝以一个政治清明、经济发达、文化繁荣、民族融合的面貌展现 着中国古代盛世的辉煌，但是，公元 755年安禄山、史思明发动的一场历时八年的叛乱，这场叛乱成为唐朝盛极而衰的转折点，也对后世中国历史的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值得深思的是，在李唐三百年的封建历史进程中，为什么偏偏在“开元天宝盛世”之时，却一下子骤变为安史动荡的危局呢?这一急剧变动的历史根源究竟是什么呢？

一、安史之乱的原因探讨

安史之乱的爆发，背后有非常复杂的原因，不是简单的矛盾引起，而是由经济、政治、军事、制度运行等综合运行的结果。统治者贪图享乐、官员利益熏心、制度日渐腐化、军方体系逐渐崩溃等等，这些最终导致了安史之乱的爆发。

1. 经济方面

经济的畸形发展，也导致了中央集权的削弱和割据势力的形成。唐初，尤其是太宗贞观时期，均田制下的小农经济占主导地位，加之府兵制的配合实行，“将不专兵”，“兵无常帅”，主要权力都掌握在统治者的范围内。因之，中央将军、政、财、法的权力都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因而地方不会发生叛乱这种事情。而唐玄宗开元后期到天宝年间，因为地主一位的欺诈，无节制的压迫，经济也出现了恶性膨胀，权力落入了奸臣之手，中央朝廷的权力被削弱。特别是执掌朝政的戚宦权奸，唯恐有名望有才干的文武贤士“出将人相”，取代他们的权势，便居心叵测的提出任用不识文字的胡人为边防将领的建议，且得到唐玄宗的赞同和赏识。这样，使得一些唯诺逢迎、奸佞狡诈的野心家乘机掌握了边防军政。

这些人充分利用朝廷中枢政治败坏的情势，拉拢依靠地方上的恶霸豪富，不断增强实力，扩充地盘，他们“数州为一镇”“大者连州十余，小者犹兼三四”，手里有这大量的土地、百姓、士兵以及钱财，这就促使他们可以不用受中央的管制。这就使唐太宗时的“权在中央”、“将不专兵”、“内重外轻”的政治军事优势，一变而为唐玄宗时的“权在蕃镇”、“武夫持兵”“内轻外重”的政治军事劣势，促使中央与地方的矛盾加深。

地方将领的权力越来越大，野心也不断膨胀,拥兵自重,他们也想获得更高的地位和权力，因此，蕃镇头子发动一场为争夺李唐王朝最高统治权的叛乱，就是势所难免的了。不出意外，安禄山和他的手下正是利用了这种矛盾，发起了叛乱。 可笑的是，安禄山叛乱的消息传到长安，唐玄宗竟浑然不觉，视为谣言，还自以为太平,而不知祸乱，发于朝暮”,足见其精神上的堕落与麻木，直到叛乱后七日，叛军陷洛阳，通长安，满朝文武惊恐失色，措手无策。在危局无法挽救的情势下，唐玄宗才仓促筹划，带着杨贵妃、杨国忠等皇族戚宦逃到四川去了。后来经过近十年的残酷争战，安史叛乱虽被平息，但唐王朝也因之元气大伤，一蹶不振了。

2. 政治方面

唐代中书省是制定和颁布国家重大政策的机构，由具体的部门对其进行草拟，审核通过后就进行颁布，未经审核通过的诏令不能颁布，负责各级各类政务的处理实施。三省地位平等、相互制约，达到了分权和制衡的目的，形成了较为高效的行政运行体制。尚书省的六部分别对应的管理相应部门，各就其职，并且相互独立相互制约，减少贪污腐败的现象发生。但是唐玄宗即位后，整天贪图享乐，不精于政治，再加上奸人当道，致使朝廷之风腐败不堪。

唐朝政治的极度腐朽，尤其是史治的严重败坏。由于皇族戚宦、大官僚、大地主兼并吞占了绝大量的土地，操纵了国家的经济命脉，政治上自然也就成为掌握国家实权的力量。这类人掌权，只能造成奸恶朋比，嫉贤妒能，吏治败坏的政治局面。开元后期到天宝年间，朝廷任人唯亲，主要表现为戚宦擅权:地方任人为富，主要表现为卖官鬻爵。感宦擅权，如唐玄宗宠幸杨贵妃后，其兄杨国忠即以姻戚显贵，竟由一个刁顽无赖之徒，一变而为身兼四十余职，荣任宰相十多年的政治权要，且杨氏一门皆高官厚爵，雄威显于朝堂，又如宣官高力士，权位也是大得惊人。

四方进奏，不问大小，先呈高力士，而后进御唐玄察，他甚至可以私授官职，对其手下啰喽，“稍称旨者”，即授予三品左右监门将门要职的大官，竟至“中衣紫者千余人”，连肃宗太子也称他为“二兄”，公主则呼他为“阿翁”，可谓威赫无比，气焰薰天。以杨国忠、高力士为头子的戚宦集团，代表了大地主垄断土地所有者的经济利益，为巩固扩展其势力，他们结党营私、专权乱政，打击异已，残害忠直之士;举凡中央公卿大臣，不出其门或非其所亲者，有的被谮而罢黜，有的被诬而处死，如名相张九朎、裴耀卿，就是被诬为“阿党”而免官、逼死的。

3.监督巡察方面

御史台主要的监督巡查机构，也是唐朝监察权力最大的机构，主要是维护秩序，执行法律，监察动向。御史台由台院、段院和察院三院组成。台院是对官员的品德和平时行为进行监察；察院是对整个朝廷的官员进行监督；殿院是对重要会议，如朝会、殿堂,宗庙、祭祀等进行监督。台、殿两院还有巡察两京的职贡，包括两京各官署部门和京畿地区的日常巡察。此外，朝廷还会派官员到地方巡视监察，这三个部门相互配合且相互合作牵制，共同保护着中央。后来，随着权力越来越集中，御史台监督的权力越来越小。

一方面是受宰相掣肘，其对官员的监察不如以前；另一方面，是监管的权力削弱，难以落到实处。后来，宦官开始代替其它官员进行监军，后期，这种现象已普遍存在。宦官对军事完全一窍不通，凭权力的利弊来做事，以公谋私，致使延漫着腐败之风。虽然朝廷当时也增派有监军使，但并没有多大的作用。与此同时，有些地方还不让御史台的官员进行督察，直接自己带能监督的官员，以为自己谋福利，这进一步加剧了地方的势力，弱化了御史台的作用。

4.统治者方面

开元后期，唐玄宗年纪越来越大，看着身边的亲人和嫔妃都相继离去，他越发觉得要应及时享乐，珍惜时间。虽然这时的唐朝政治、经济、文化方面都进入繁荣时期，但同时也蕴含着衰败的影子。慢慢的，唐玄宗开始不再励精图治，不在思考如何使百姓得到幸福，如何让国家更加昌盛，反而对音乐舞蹈非常感兴趣，追寻奢靡之乐。此时杨玉环的出现，并以她的善解人意和对音乐舞蹈的造诣，促成了玄宗对她的专宠和爱情。

玄宗也渐由励精求治的明君转向倦怠政事。纵情声乐的昏聩之主。诚然，玄宗对音乐舞蹈、戏曲诗文等的造诣极高，就是在中国历朝历代皇帝之中，也绝对可称之艺术精英《旧唐书·音乐志》曾有记载:玄宗在位多年，善音乐。于听政之暇，教太常乐工子弟三百人为丝竹之戏，音响齐发，有一声误，玄宗必觉而正之，号为皇帝弟子，又云梨园弟子，以置院近于禁苑之梨园。玄宗又刺新曲四十余，又新刺乐谱。每初年望夜，又御勤政楼，观灯作乐，贵臣戚里，借看楼观望。由此可见，玄宗不仅精通音律，还是宫廷乐队的指挥家和作曲家。天宝十年(公元751年)玄宗下诏:“五品以上正员清官，诸道节度使及太守等，并听，家畜丝竹，以展欢娱”。玄宗酷爱声乐舞蹈之盛可见一斑，并已将其贯穿于朝廷的政治活动当中。

武惠妃的去世，杨玉环的出现，成为玄宗新的佳音知已和精神寄托。杨玉环天资聪慧、绝世丰美、善解人意，以及对音律舞蹈的极高天赋，极大地满足了玄宗被长期压抑的情趣爱好,不久两者就成为伴侣与知音,这也是玄宗纵情声色、荒废政事的一大诱因。由勤勉政事、励精图治到倦息政事:纵情声色，从开创盛世到“安史之乱”致帝国于万丈深渊,玄宗前后执政方略风格迥异，更多地体现出他的人生价值、目标追求、内心情感矛后的个人行为和心理模式的转变。

二、安史之乱发生后的影响

1.“安史之乱”后对外交通的影响

安史之乱前，唐代的陆路交通非常繁荣，“丝绸之路”进入“黄金时期”。《新唐书·地理志》据贾耽著作，指出从边州通四夷之道 其中陆路有五条:一是营州入安东道、二是夏州塞外通大同、云中道、三是中受降城入回鹘道、四是安西人西域道、五是安南通天竺道。西突厥降服于唐后，唐控制了河中地区的许多城邦、吐火罗与阿富汗以前受制于突厥之地，远至伊犁河流域及伊塞克湖西边地区，并深入至帕米尔及小勃律。自此，中西商路盛极一时，史载“伊吾之右，波斯以东，商旅相继，职贡不绝”。在安史之乱前，东西陆路交通极为兴盛。然而，到安史之乱后，这种繁荣的交通衰落下来。由于吐蕃、回纥侵占了原属唐国家管辖的西、北一些地区，导致中西陆路受阻来往其间的商旅泠落下来。到这时，一度兴盛的 陆上丝路衰退，而海上交通却发展起来。

安史之乱前，唐代的海路交通也有所发展，但总的说来不及陆上交通繁荣。海路交通历史悠久。继汉之后，东西方许多国家都通过海上与南方政权发生关系。三国时吴派朱应、康泰出使南海诸国。南朝时，与南海诸国往来更加密切，《梁书·诸夷传》记载:海南诸国“自梁革运，其奉止朔，修贡职，航海发至，踰于前代矣。”其时，东南亚、印度以及斯里兰卡等许多国家，都与南朝进行朝贡贸易。而日本“自魏至于齐、梁与中国相通。

自晋安帝义熙九年(公元413年)至梁武帝天监元年(公元502年)的近九十年间，日本共遣使15次，”多从南道浮海入贡及通互市之类”。隋时，与南海诸国往来更多，曾派遣常骏，王君政由南海郡(今广州)出发，由海上出使赤土(今马来半岛南部)。而日本仅仅从600-614 年的 15 年间，就派出大规摸的遣隋使团达15次之多。唐代前期，中日交往盛况空前，日本遣唐使团来华规模更大、次数更多、影响更大。630-894年间，日本遣唐使前后19次到达唐朝。当时，中日交往主主要是通过海上交通进行的。即使如此，当时的陆上交通仍然超过海上交通，而与南海以西各国的海上交往却是较少的。

2.“安史之乱”后对西北边防线的影响

安史之乱骤然爆发后，唐朝西北部整体军事战略部署被打破。玄宗天宝十四载(755年)十二月，“上下制欲亲征，其朔方、河西、陇右兵留守城堡之外，皆赴行营，令节度使自将之”，西北边防军大多奉诏挥师入援，内调平叛。“自从天宝兵戈起，犬戎日夜吞西鄙”。河西、陇右军内调平叛，京西北边防实力空虚。吐蕃乘虚深入为寇，“日蹙边城”，对唐疆土不断蚕食鲸吞。至德元载(756年)九月，吐蕃陷威戎、神威、定戎、宣威、制胜、金天、天成等军，石堡城、百谷城、雕窠城。

至德二载(757年)十月，吐蕃陷西平(隶属于鄯州)乾元元年(758年)十二月，吐蕃陷河源军(鄯州内)。上元元年(760年)八月，神策军使成如璆遣其将卫伯玉将千人东调对付安史叛军，神策军原驻地临洮沦入吐蕃。同年，吐蕃陷廓州。代宗广德元年九月，吐蕃又发动攻势，边将告急。颇有权势的宦官程元振不向代宗反映实情，代宗一无所知。十月，吐蕃进攻泾州，泾州刺史高晖叛附于吐蕃，并为吐蕃充当向导，引其向内地深入，一直过了邠州，代宗才有所闻。接着，吐蕃进攻奉天、武功，京师震骇。

代宗惊恐。急命雍王李适为关内元帅，郭子仪为副元帅，出镇咸阳，抵御吐蕃。郭子仪因遭宦官程元振的陷害，从宝应元年(762年)八月起，被闲置于京师，手中没有军队。这时郭子仪出征，只能临时募集人马，仓促凑合了二十骑，至咸阳。而此时，吐蕃军队已势如破竹，“率吐谷浑、党项、氐羌二十余万众，弥漫数十里，已自司竹园渡渭，循山而东”。在吐蕃进攻周至时，渭北行营兵马使吕月将率精兵二千曾大破吐蕃军。但由于双方兵力悬殊过大，寡不敌众，吐蕃军队占领周至，再度便桥(西渭桥)，直逼京师长安。

代宗皇帝仓皇出逃至陕州，吐蕃军队攻破京城长安。吐蕃进占长安后，投降吐蕃的泾州刺史高晖与吐蕃大将马重英等立故邠王守礼之孙李承宏为帝。吐蕃军队“剽掠府库市里，焚闾舍，长安中萧然一空”，后在郭子仪军事谋略震慑下，“吐蕃惶骇，庚寅，悉众退去”。吐蕃军队占领京师长安达十三天之久。吐蕃军队虽然退去，但“凤翔之西，邠州之北，尽蕃戎之境”，京师长安仍然处在吐蕃的严重威胁之中。京师失守标志着唐蕃间的军事形势、军力对比和边防格局的彻底改变，唐蕃间的民族关系和边防形势极大恶化。至此唐朝原先构筑的京西北边防线彻底崩溃，国家安全危机极为严重，重建和巩固京西北边防线成为安史乱之后唐王朝的头等大事。

3.“安史之乱”后对唐朝人口的影响

关于人口迁移问题的讨论,学界普遍认为中国古化代历史上有三次大的人口迁徙,分别为:西晋“永嘉之乱”导致的第一次人口大迁徙,“安史之乱”导致的第二次人口大迁徙“靖康之难”导致的第三次人口大迁徙。三次人口迁徙伴不仅随着中国古代经济重心的逐渐南迁且对中国古代社会发展造成了深远影响。

“安史之乱”后“北人南迁”的总趋势是由黄河流域迁往长江流域,尤其是长江中下游地区成为一个主要的人口迁入地,大量人口迁入长江中下游地区，使该地区的人口数在短时间内快速增长，从唐后期到宋初,南方人口总数逐渐超过北方,中唐以后,无论从总人数,还是府州一级的人口密度来看,南方均占据优势。章开沅认为元和时期荆、襄二地人口密度已分别是天宝时期的3.56倍、2.37 倍。”因此“安史之乱”成为中国古代历史人口分布的一个分水岭。在此之前,北方人口占全国人口半数之上,在此之后,南方人口占全国半数之上。

总的来说,北方人口的大量南迁,虽然为长江中下游地区带去丰富的劳动力和北方旱作农业的生产技术,但大量的人口聚集使长江中下游地区原先可利用的土地资源遭受巨大压力,“人地矛盾”逐渐突出。在原先可利用土地资源总量有限的条件下,如何解决“北人南迁”后,因“人地矛盾”而引发的生存危机等问题,成为长江中下游地区在“安史之乱”后面临的首要问题。

“安史之乱”后唐朝各个方面的水平都在下降，统一、强盛、繁荣的局面成为了过去，从此，唐王朝逐渐衰弱。

参考文献：《全唐书》、《旧唐书》、《安史之乱》、《中国人口史》、《唐史史料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