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作家唐纳德·里奇(1924-2013)。

有一种书，初见时未必能参透其文本背后的真意，再翻开时，却相见恨晚——唐纳德·里奇的《日本日记》就属于这一类。大约十年前，我因写一篇文章，匆匆翻过此书，文章写完便束之高阁了。

唐纳德·里奇（Donald Richie）出道早，名气大，是向西方世界介绍日本电影之第一人。其本人作为学者卓然有成，他的小津安二郎和黑泽明研究，即使在日本学界，也是必读书目。1975年夏天，荷兰作家伊恩·布鲁玛甫抵东京，便先拜里奇的码头，尽管“我后来得知，唐纳德·里奇不认识汉字，也不会日语”。后来，布鲁玛自己的回忆录《东京绮梦：日本最后的前卫年代》出版时，扉后题记就写着“纪念唐纳德·里奇、诺曼·米本和寺山修司”。

《日本日记》是一部有分量的大书。全书按年代顺序分成两卷，上卷从1947年写到2004年。原则上，下卷应该是从2005年写到作者去世的2013年。之所以说“原则上”，是因为到目前为止，只出过上卷，中文版系对Stone Bridge Press社2005年英文版的迻译，包括日记在内的作者全部手稿，现藏于波士顿大学霍华德·葛列卜档案研究中心。这部书名为“日记”，其实是以作者早期的手记为蓝本，对过往人生的回忆。从时间上来看，上卷基本涵盖了日本战后六十年，内容极其庞杂，涉及众多的文艺名人和社会文化事件，有大量的一手资料，对战后日本文学史、文化史和电影史研究，有重要参考价值。其中，对与三岛由纪夫的交游，作者记述甚详，且有不少独家爆料——倒未必是刻意“爆料”，也是出于美学，甚至性趣味上的惺惺相惜，二人之间显然有种超出普通友情之上的情感连接，有助于我们立体地读解三岛这位谜一般的小说家的艺术人生。

唐纳德·里奇著《日本日记:1947—2004(上)》。

1949年春，里奇离开日本，回国就读哥伦比亚大学。1952年初冬，里奇接到朋友、人在哈佛的日本文学翻译家梅雷迪斯·魏若比的电话，“让我照料一位刚到纽约的日本青年作家”。于是，在纽约而不是在东京，里奇第一次见到三岛。三岛是作为《朝日新闻》的特约记者，赴美旅行采访，“我那时不懂日语，他的英语还不像后来那样地道。尽管如此，我们设法交流得让我足以明白他的愿望”。三岛的愿望清单倒也简单明了：想看纽约所有的塞巴斯蒂安像，去大都会歌剧院听施特劳斯的《莎乐美》，再去一间真正的同性恋酒吧体验一把。关于最后一点，作家的理由是，其小说《禁色》中，涉及那类场所，“他希望比较、评估，并捕捉地方特色”。三岛给里奇的第一印象是“谦恭有礼——我见过的人数他最有社交礼仪”；其次，是“他对内在一致性的坚持。跟三岛一起，就是参演一出戏”。有了这个由头，里奇与三岛的交情自然变得亲密起来。

1954年初，里奇从哥大毕业后回到日本。梅雷迪斯也来到东京，正在翻译三岛的《潮骚》，仨人常聚会。此时，三岛的英语突然变得很好，有时甚至帮忙翻译。随着交往的日益浓密，里奇对三岛有了更深层的了解。譬如，他觉得三岛是一个花花公子，“但他的衣着好，不炫耀。你要是近观，会看到裁剪出众，料子一流。他像德川时代身穿朴素和服的那些商人，衣服衬里价值不菲”。对此，里奇觉得是“当局禁止表现”，或“三岛律己很严”。但其实，这是江户时代武士贵族阶层的一种生活品位，所谓“uramasari”，即穿衣重表更重里：表露在外面，舒适体面即可，而衬里是穿给自己的，才更需高级感。那时，塑型瘦身已经提上作家的日程，他甚至开始练起了拳击，“三岛试图把自己塑造成他渴望的形象，所有脂肪和所有冗赘全都融化：灵与肉合一——一副消瘦坚硬的身体装着一颗消瘦坚硬的心”。

里奇对三岛的记录，散见于很多年份，其所扮演的角色，颇有些像电影摄制组的场记，他甚至记录了作家在后台的下意识“表演”，或者说一些表演花絮。里奇常在后乐园健身房的训练课上跟三岛见面，“一间健身房更像一间肉店——很多好肉”，其中的一部分属于三岛。不过，三岛的肉身重塑也经历了漫长的过程，在里奇眼里，并非一向完美：“我常看他苦练自己的上半身而忽略了下半截，肌肉结实的躯干架在细长的腿上。”下课后，众学员一起在浴场洗澡，一般都会争相跳进那个盛满热水铺着瓷砖的大浴池，然而三岛从不：

他独自淋浴，前身得体地转过去，毛巾围在适当位置，然后穿回紧身内裤，一成不变的棕褐色宽松裤子，黑色线衫，颈上一条金链。然后朋友一般挥挥手，匆匆一笑，这位健身的作家消失了，直到下次再来。

1955年，三岛带里奇和梅雷迪斯去他新开发的一家法国餐馆，“他告诉我他要改变风格，他现在很欣赏森鸥外”。可里奇觉得森的风格硬朗、舒畅、厚重，迥异于三岛的装饰风格，内心对三岛的急转弯多少有些不解。后来梅雷迪斯告诉他，三岛其实是受到当时的现象级畅销书《太阳的季节》的刺激，“由纪夫觉得这应该是他的份”。果然，三岛不久即发表了“硬朗、酣畅、厚重”的小说，即《金阁寺》。那次饭局，使里奇意识到自己“正在目睹一项进程的部分发展——由纪夫不断转变的生活，他对自己的持续再造”。

在那座位于东京马込的西班牙殖民风格的豪宅——“白亚”馆的派对上，作家主人明星范儿十足：

我们听到他在我们头上的笑声，然后他来到我们中间确认酒已斟好，招呼每一个人，在我们中间周旋的时候魅力四射，主要用英语谈话。这是因为客人多为外国人或在海外住过的日本人。原因之一当然在于很少外国人讲日语，很少日本人说外语。不过，另一个原因，是三岛喜欢控制听众。

但里奇注意到，派对自始至终“没见到他的妻子，可能在厨房恪守妇道”。这使他联想到瑶子夫人出现在社交场时的情景，“当他带她出去，他关怀备至，但在家里，她变得更像一位日本配偶”。

洋范儿如三岛作家，自然也少不了与老外朋友交流对欧美文学的看法。里奇知道三岛极不喜欢海明威，尽管“两人都是风格独特的作家，都是浪漫主义者，都爱展示男子汉气概，都是过时准则的拥护者”。可并不妨碍他“开始钦佩这人本人。那是这桩自杀博得他的尊敬，还有自杀时的果断”。他向里奇确认道：“嘴里的来复枪，拉动扳机，听说是用大脚趾。没错吧？”

1965年4月，三岛请里奇去大映片场。“在一个看似能剧舞台的布景之中，三岛穿着一套战前的陆军制服，帽子在他前额拉低，正在佯装切腹。这是最后一场的最后排练。”里奇与三岛的见面过于频密，以至于他有时分不清哪些是舞台上，哪些是舞台下。

1967年冬，里奇在位于六本木的花园雪地上，目睹了三岛的一场实拍：“摄影师裹着围巾和毛衣，作家则一身赤裸，除了一条白色的兜裆布。他还挥舞着一把剑，摆着不同的姿势。所有这些姿势显出武士的某一极致。”里奇受到震动，待外景实拍结束后，他从三岛的原著《假面的告白》中查到了片中情节的原始文本：

我闪开了。一阵原始的肉欲在我的心中燃烧，在我的脸颊打上烙印。我觉得自己用水晶般透明的眼睛盯着他……从那时起我爱上了近江。

三岛在举事前夕，明显加快了进程，以至于“所有的朋友比平常更多见到他。他电话打得更多，给我们写了更多短函，更多关心。当他和我见面，我们更少闲聊。他反而谈着作家和写作”。里奇说“你应该竞选公职”，三岛做了个鬼脸：“一个作家不能像个政客。瞧瞧石原慎太郎，他两者都不是。一个作家能做的就是有所展示。”

在三岛即将杀青最后一部长篇——四部曲《丰饶之海》之四《天人五衰》时，里奇问他接下来准备做什么。“我不知道，”他说，“我想我能说的都说了。”待了会儿，他又说道：“我正在完成的这部小说很难。我不知道它要怎样结束。我没主意。我不知道怎么做。”见里奇未吱声，三岛继续说：“很奇怪，但我害怕结束这本书。”里奇大惊，“因为我从未听三岛说到害怕”。

所以，在三岛自戕后，里奇应邀为英文《日本时报》写文章，他也的确无从谈起。因为在他看来，所有这一切都是一个连续的进程，死不过是最后的完成罢了：

死得这么戏剧，就像三岛任何一出戏剧的情节那样耸人听闻，对于以如此惊人的方式终结生命的一个人，可谓一个必要的组成部分。这就是当我听说三岛自杀时所想到的。并不惊奇。在这之前，他频繁说起自杀，我多少习惯了这一可能。他更多地说起它，是因为我们见面更多了。

三岛虽然退场了，但里奇与三岛的故事远未结束。1983年夏天，里奇陪好莱坞大牌导演弗朗西斯·科波拉拜会三岛遗孀瑶子夫人，谈科波拉的一个项目——拍一部三岛的传记片。但双方分歧过大，“她要的是最近这些年她一直涂抹的伪君子，他们要的是一部讲述一点真相的商业片”，项目遂无果而终。

半年后，里奇又陪另一拨好莱坞影人——保罗·施拉德和玛丽·贝丝·赫特跟瑶子夫人吃饭。“好一阵子她一直在为丈夫澄清——禁映他的影片《忧国》，跟他从前的朋友断绝关系，否认一些事情——为了把他塑造成她觉得他应该是的人。……有一天的午餐非常激烈——眼泪，我明白。”核心问题仍在于三岛的性取向，“她本应最清楚，现在否认它”。好莱坞导演当然不可能过滤掉这个猛料，但瑶子夫人的眼泪也可以理解，“因为他们的女儿不知怎么拿到一份剧本，立刻吓着了”。瑶子夫人尤其不想让保罗导演见里奇，说“他不能信任”：

这毫不奇怪。我知道得太多了。还有，我没站在她那一边，因为众所周知我一直在批评这位杰出而且现为圣人的作家。

对此，里奇认为三岛夫人“说得完全没错”。作为很早就毅然出柜的著名同志，“我了解三岛，我不想参与她现在对他的粉饰，而死者已无能为力”。

好在最后双方终于达成妥协，“瑶子改变了主意，签了合同，拿了钱”。

刘柠